在疾病中超越世俗

最早知道郭海平，是几年前朱其来办公室聊天，临走时递我一本书，说：“这本书可以看看，南京艺术家做的，有点意思。”有点意思是一个“审慎”的用语，在艺术批评家那里，不至于把推荐的艺术家拔得太高，也不至于抑得太低。

这本书叫《癫狂的艺术》，可看作今天我要推荐的《我病故我在》一书的前传。接到那本书后，我翻了翻，有点讶然，感觉不是中国当代艺术家做的事，很西方、很国际。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当代艺术家还停留在争取普通人的权益（包括个人的利益）和权力，郭海平先生却一头扎进精神病人的世界里，探访精神病院里所谓“非正常人类”的艺术征兆。——我只是翻了翻，内心微微生起些敬意，然后将它塞进了书架——每月接到的书籍画册太多了，庞大的的信息流阻塞了我的心，要么无法披沙沥金，要么看到金子后，也兴奋不起来。

但真有识货的。隔些时日，诗人宋逖先生来访，见到此书，如获至宝，央我送他。就这样，《癫狂的艺术》从我手头流失了。我与郭海平先生的连结就此不具有任何痕迹。

然而，宇宙间通行的是“吸引力法则”，同类或相同心灵的人，迟早是要“物以类聚”的。看美剧《都铎王朝》，享利五世阅读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后问友人：“国王，究竟是该让他的民众敬畏，还是爱戴？”他成功了，他选择了“使敬畏”。英格兰迎来了辉煌的工商业时期。已逝的智者木心先生将人类活动区分为“动物战略”（野蛮）和“植物战略”（文明）。他讲，看起来是动物战略占上风，但最后一定是植物战略在起作用的。这与中国老子的智慧不谋而合。也与当今心理学最新领域的研究成果不谋而合：太阳不会强迫地球围绕着他转，强迫力法则不起作用，一定是太阳靠自己的吸引力吸引地球围绕着他转。同理，月球围绕着地球旋转也是吸引力法则。可见，使敬畏便是动物战略，便是强迫力法则；使爱戴，便是植物战略，便是吸引力法则。强迫力可以不可一世，吸引力自然万古长青。

这虽是题外话，但我认为这些题外话，能对郭海平先生的《我病故我在》有很好的诠释作用。他的艺术企图是很清晰的，在艺术、宇宙（或曰自然）、社会三块大饼中，他取交集：能指是艺术的，所指是宇宙的，借指是社会的。

正是由于吸引力法则的缘故，2011年我在南京先锋书店做新书签售会，主办方为我邀请到的主持人居然是郭海平。这是一次奇特的相遇。此后得知，他是南京当代艺术的元老，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即发起艺术史上有名的“晒太阳”活动；他同时也是南京“半坡村”酒吧的创始人，那个酒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是南京作家、诗人、艺术家灵感来源的中心，功能类似于巴黎左岸的咖啡馆。只是令人伤感的是，左岸还在，半坡村已无。此后，在我深入了解南京当代艺术家的群体的时候，他和黄药等一批南京著名当代艺术家的魅力、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吸引了我，终于，在药美术馆的一次展览上，我将这个群体正式命名为“疗伤系艺术家”：

——南京有一类艺术家，他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玩前卫艺术（那时还没有当代艺术的概念），几经浮沉，忧世伤怀。30年后，仍然对艺术抱有一种滥漫的、脱离俗世气息的玩耍之情，你可以称之为“精神纨绔”。

——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不管当代艺术如何变化多姿，这些艺术家始终构建着南京的前卫艺术圈子，并且形成了一个以七、八个人为核心的，松散的艺术家部落。当艺术家纷纷投奔京沪之时，这个群体却在民国旧都扎根下来，日复一日地玩着自命非凡的、嘲弄或伤感的艺术游戏。

——“疗伤系艺术家”的确立，既不同于早期的伤痕美术，也不同于西方的感伤主义，而是一种产自南京本土的、有固定艺术场所与交往的、互相激发与心智修行的艺术实践，他们将艺术与生活同构化，着重表达的却是一种“艺术的无力感”。这种与所谓“艺术的力量”背道而驰的主旨恰恰是“疗伤系艺术家”最为深邃的精神烛照。

显然，对于这次命名，郭海平是有精神准备的。它更像是一种顺其自然、恰如其分的观照。在巨大的艺术孕育、思想采集中，黄药、郭海平、罗隶、刘绍隽、孙大量、成勇等特立独行的艺术家浮出水面，他们跳出了艺术界狭小而功利的圈子，作为一个群体翻越了那道存在、虚无、令人诅咒而高歌的现世“柏林墙”。他们拖着病体，做南京之城的溢出物、当代艺术的溢出物、中国社会的溢出物。

而在这个群体中，郭海平的艺术即低调又光彩夺目。《我病故我在》这本书，不仅全面展现了郭海平先生独特的哲思智慧，也重点呈现了他独到的艺术之光。“精神病系列”、“旋系列”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杰作，这些有份量的、沉甸甸的作品昭示着三种力量的未亡：一是精神病人的创作能量；二是普通人与精神病人沟通的可能性；三是从精神病人的遭遇折射出来的社会批判。

有人讲，文学是“人学”，对人自身的探索，旷古无边。艺术也是“人学”，精神病人是人的一部分，是我们走失的亲戚、离散的故人。荒木径惟曾写了一幅书法：“入佛道易，入魔道难。”精神病人是在魔道里重生。后来，我跟郭海平讲，所谓修行，就是人想在不失控的情况下，具有更大的能量；而我们定义的精神病人，已经具有更大的能量，但在我们看来，却是失控的。

交往中，与郭海平的聊天，每每言简意赅，切中要害。他说：“精神病人看我们，才觉得我们不正常。”“我跟精神病院院长说，在你看来，他们都是不正常的，在我看来，他们都是梵高。”

一般人能接受到的声音波段和视觉光谱是有固定限制的，精神病人和自闭症患者却超越了这个极限，他们拥有一个异想的世界，在那里，所见所闻，匪夷所思——到底哪个世界才是真实的呢？

能量与物质的关系、唯心与唯物的关系、存在与临在的关系、自由与限制的关系等等追问，在郭海平的艺术创作中，硕果累累。《我病故我在》正是这样一份病历报告、住院记录——他是中国这个大病房的自疗者。也可以说，关注精神病人实际上是在关注他自己内心无穷的探索。没错，关注人类即关注人自身。

书中，有一篇易受忽略的小文章，他的创作手记《旋的诱惑》。在这篇文章中，他平淡地叙述了他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2009年10月，他被诊断为肺癌，在等待开胸手术的时间里，他感受到了黑洞般的螺旋的力量，对于一个临终者，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生死悬于一线，他对于料理生前身后事，已书写下了遗嘱——但就在推上手术台的前一刻，他被告知是误诊了。

命运仿佛和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但我认为，恰恰是这次误诊，使他对待生命，有了新的意识（是意识而不是认识）。这如同佛教徒的开悟：参透了生死、获得了平静。而且观这篇小文，我认为郭海平的确是开悟了，剩下的仅仅是修行。你看，他说了：“精神病院和疾病让我体验到了漩涡的力量，我希望这是人生命中自然属性的一种觉悟……艺术可以帮助我寻找这种体会和感悟，因为在创作中，日常性的思维全部中断，留下的只能是保持沉默。”读者当知，此沉默即“空性”。

此两日，我陆续接到郭海平的短信。他又有新的感悟：

“疾病是抵抗和超越当今世俗功利社会的最后一种力量，欲治愈这种疾病，最好的办法是理解它和尊重它，艺术是上策，医学是下策。”

“没有人文精神的医学是野蛮的。”

“疾病让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得到体现。”

他还不知道我给了他一个世俗的称呼：精神病艺术之父。以前，只有艺术家零星地关注过这个领域，而只有他，系统的、大量的、深入的、持续地将它进行了下去。这顶高帽子，我乐于送他，不是奖励，只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表达的敬意。

愿精神病人与我们合体，愿异次元终被理解。阿门（但愿如此实实在在的）！善哉！（文：胡赳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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