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专权跋扈的权臣诸葛亮究竟有无篡位之心-【xinwen】

发布时间：2021-10-12 10:24:42 阅读：次来源：快递厂家

导读：刘备白帝托孤，对曰，若其子刘禅「不才」，「君可自取」，古人论此，多赞其君臣肝胆相照，并取鱼水之喻相印证。但也有人认为此乃刘备「诡伪之辞」《三国志》卷三十五《传》注引孙盛曰。，对心存猜忌，故以「自取」试探之。田余庆先生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皆不以为然，在其《蜀史四题——刘备托孤语》一文中作出新的诠释。田先生的见解是否有道理，本人暂且不作评论，我以为刘备托孤之语，是真心还是假意，抑或另有打算，今已无从考证，诚然是千古之谜。现在要检讨的问题，不是刘备要不要诸葛亮当皇帝，而是诸葛亮自己想不想再上一个台阶，由宰相登上龙椅。这个问题古今从未有人作过思考。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诸葛亮对蜀汉的忠诚，从来没有人怀疑过。」田余庆：《蜀史四题——蜀国新旧纠葛的历史追溯》，载《文史》，第35期，中华书局，1992。之所以没有人怀疑过，无非是经过历代文人及小说家的渲染，诸葛亮已经被衍化成「圣人」，成了「鞠躬尽瘁」、忠贞冠世的典范。历史学家受其影响，大概也会感到这是古史中的一大「禁区」，轻易不敢染指。要把诸葛亮从圣坛上请下来，我想很有必要对这一最棘手的问题作一番探讨。

其实，诸葛亮执政时并没有被时人视为事君以礼、谋国以忠的圭臬。反之，蜀汉政权中，李严、廖立、来敏、魏延等人对诸葛亮专政揽权颇多微词，诸葛亮在世时，迫于其权威，人皆不敢直言指斥。然而，诸葛亮甫卒，丞相参军、安汉将军李邈即上书后主刘禅，曰：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殁，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华阳国志》卷十中《先贤士女总赞·广汉士女》。

所谓「狼顾」，《晋书·宣帝纪》云：「魏武察帝(司马懿)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因谓太子(曹)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可见，所谓「狼顾」相，即具「非人臣」之相，李邈直指诸葛亮同司马懿一样亦具「狼顾」相，意谓其久后必篡夺刘氏天下，自己当皇帝。至于「虎视」，《后汉书·班固传》所收《西都赋》内有「周以龙兴，秦以虎视」句，李贤注曰：「龙兴虎视，喻强盛也。」班固的实际意思是，尽管周、秦都很「强盛」，但是，周以「龙兴」，取天下以「德」;秦却是「虎视」，取天下以「武」。李邈用此典故，即暗示诸葛亮「身杖强兵」，与秦的「虎视」相同。《左传·昭公十一年》曰：「五大不在边，五细不在庭。」孔颖达《疏》引贾逵说：「五大，谓太子、母弟、贵宠公子、公孙、累世正卿」，这五种人有权有势，居边则易反叛，故云：「五大不在边。」李邈认为诸葛亮属于五种人之一，让其率兵居边，必危及蜀汉朝廷。不仅如此，李邈还直接将诸葛亮比做欲危汉室的吕禄、霍禹。

对李邈的上疏如何看?如果要维护诸葛亮的崇高形象，尽可以把李邈的上疏视为诬蔑、攻讦诸葛亮的诽谤之词;但若冷静客观地仔细分析，即可发现李邈之言并非无中生有、空穴来风。我以为真正具有「狼顾」相的人是不存在的，司马懿、诸葛亮之所以被时人看成有「狼顾」相，无非是怀疑他们有篡位的野心。蜀汉政权中不仅李邈有此看法，甚至连尚书令李严亦猜忌诸葛亮有不臣之心。《三国志·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云：「(李)严与(诸葛)亮书，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

九锡为何物?「据《后汉书》章怀注，谓九锡本出于纬书《礼·含文嘉》：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器，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斧钺，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每朝禅代之前，必先有九锡文，总叙其人之功绩，进爵封国，赐以殊礼。」《廿二史劄记》卷七「九锡文」条。稽考于史，九锡之礼规格极高，非一般人臣所能享受。如九锡中的「虎贲，天子卫卒也」《史记·晋世家》注引《集解》贾逵曰。。斧钺金戚皆属天子之卤簿。秬鬯为天子祭祀上帝、神灵时所用之酒，《礼记·表记》云：「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九锡中又有「纳陛」。「纳，内也，谓凿殿基际为陛，不使露也。师古曰：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注引孟康曰。蔡邕所撰《独断》卷上载：「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执兵陈于陛侧，以戒不虞。」后引申其意，称天子为陛下。所以权臣即可由受「纳陛」而后晋升陛下。由此可见，谁受了九锡，谁就具备了「假皇帝」的资格，为将来当「真皇帝」铺平道路。

自王莽始，权臣易代，夺取帝位，必先封王，加九锡，然后再龙袍加身，登上九五。汉末，曹操欲加九锡，受汉禅，遭到心腹荀彧的坚决反对，「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廿二史劄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王夫之对荀彧之死发表看法：夫九锡之议兴，而刘氏之宗社已沦。当斯时也，苟非良心之牿亡已尽者，未有不恻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发之不禁耳，故虽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已。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中华书局，1975。李严亦是刘备临终时的托孤重臣，难道他的天良「牿亡已尽」，会容忍异姓篡夺刘氏江山?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劝诸葛亮受九锡，只有一种解释合乎常理，即表面上尊崇诸葛亮功高盖世，当赐以殊礼，而实际上是在试探诸葛亮是否将走王莽、曹操的道路，加九锡，建国封王，进而代蜀汉称帝。

按理来说，作为托孤重臣的诸葛亮对此应表示极大的愤慨，除严厉斥责李严外，也应郑重表明自己一心事主、效忠汉室的心迹。但诸葛亮的答书却并非如此，他回书曰：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及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曹)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锡)邪。《三国志》卷四十《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

《汉书·王莽传》云：「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则有九锡登等之宠」，张晏注曰：「《周礼》上公九命，九命，九锡也。」诸葛亮云「十命」，乃指「九锡」之外再加「一锡」，可见其「十命」之谓比李严劝进九锡更上一层。我认为诸葛亮这番话的口气相当大，完全不像出自一个自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之口，说得难听一些，反倒像一个乱臣贼子所言。众所周知，九锡非人臣之常器。汉制，非刘氏不封王，曹操封魏王，加九锡，不臣之心路人皆知，诸葛亮难道不懂这个道理?汉魏之际，除曹操受九锡外，还有刘备自加九锡，称汉中王。孙权受魏主曹丕九锡，称吴王。曹操、刘备、孙权为三国之主，难道诸葛亮欲与他们比肩?有关九锡制度的具体内容及考证可参阅本书第三章第一节「九锡与汉魏禅代」。

稍晚于诸葛亮时期的东晋丞相王导，对晋室有再造之功。其威望与权势在当时无与伦比，故时人皆云：「王与马，共天下。」当元帝司马睿即位时，竟命王导同座于御床，接受百官的朝拜。「导固辞，至于三四。」后来司徒蔡谟「戏导曰：『朝廷欲加公九锡。』导弗之觉，但谦退而已。」《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相比之下，诸葛亮就毫不避讳人臣之大忌，公开声称，如若灭掉魏国，中兴汉室，自己就理所当然地封王受九锡。

当然，如果仅凭诸葛亮拒辞九锡，就断定其有异志，欲图大位，未免有牵强附会之感，抑或依据并不充分，很难令人完全折服。诸葛亮同刘备的君臣关系曾被世人赞不绝口，然而诸葛亮同后主刘禅的关系又如何呢?通过对有关史料的仔细分析，我认为，诸葛亮秉政后，根本就没有把后主刘禅放在眼里。他颐指气使，动辄教训皇帝。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说：「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又告诫刘禅，「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进而特别指出，「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诸葛亮明确要求刘禅把宫中之事也要交给他的「相府」来管，如若后主不答应，那就是「内外异法」了。诸葛亮的这番话固然是出于治国安邦之需，但他一连讲了这么多「宜」怎样，「不宜」怎样，其口气之严厉，完全不像人臣之语，而犹如一个严厉的父亲在教育不听话的儿子。尤其是「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把自己丞相府的地位同皇帝宫中的地位并列等同，而实际上则是凌驾于皇帝之上，这显然严重违反了封建专制体制所规定的君臣名分。

诸葛亮觉得这样还不够，继要刘禅将宫中之事交给「相府」处理后，又举荐将军向宠「为督」，说只要「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此前执掌保卫皇室的禁军统领是刘备的心腹大将赵云，而此刻诸葛亮将其带走出征，换成了自己的心腹向宠，虽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是人尽其用，但联系《出师表》的前后语义和当时的形势，不能说没有一点其他用心在内吧!

刘备在世时对其子刘禅的智商并没有作过评价，但诸葛亮曾在刘备面前称赞刘禅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故刘备临终前放心地表示：「审能如此，吾复何忧。」《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可是，仅仅过了几年，诸葛亮北伐前夕，「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故特派侍中董允「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掌管御林军。他告诫后主：「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董允)，必能裨补缺漏，有所广益。」诸葛亮的心腹董允直接监视著刘禅的一举一动，弄得「后主益严惮之」，《三国志》卷三十九《董允传》。完全失去了帝王的尊严，甚至丧失了行动自由。从刘备去世(公元223年)至诸葛亮北伐(公元227年)，不到五年时间，难道刘禅的智商就由先前的「甚大增修，过于所望」，降低到「朱紫难别」了吗?诸葛亮对刘禅作出的这一番霄壤之别的评价，居心何在?难道他就不怕犯欺君之罪?

尽管刘备临崩时托孤于诸葛亮，但在人事安排上，是令其作为辅政大臣，而并非让诸葛亮单独执政，刘备除规定诸葛亮与李严并受遗诏辅政外，又「呼鲁王(备次子刘永)与语：『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同１。这无疑是要刘禅兄弟与诸葛亮共同治理蜀国，因诸葛亮是元老重臣，故新君须以父辈之礼尊崇之。但诸葛亮却完全违背了刘备的遗诏。诸葛亮让李严留在永安，自己则扶刘备灵柩回成都，办完丧事，便「开府治事」。自此，诸葛亮独揽了蜀汉全部的军政大权，「政事无钜细，咸决于亮」《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诸葛亮大举北伐时，刘禅已是二十多岁，年富力强，正值青春有为之际。按汉制，诸葛亮应还政于后主，但诸葛亮不愿放权，甚至想都没有想过让刘禅「亲政」。刘禅虽然对诸葛亮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感慨叹息：「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魏略》。可见，刘禅当时的处境和汉献帝毫无二致，是个十足的傀儡君主。世人皆言曹操「欺主」，将汉献帝置于股掌之中，但为何对诸葛亮的「欺君」却视而不见，诚不可解。

诸葛亮死后，刘禅曾在一定程度上发泄了他对诸葛亮的不满。例如，李邈上书言诸葛亮专权，「后主怒，下狱诛之」《华阳国志》卷十中《先贤士女总赞·广汉士女》。。李邈之所以被杀，我认为倒不是因为他说了诸葛亮的坏话，而只是因为他的某些言辞，如「主畏其(指诸葛亮)威」，强烈地刺痛了曾经当过傀儡君主的刘禅的自尊心。又如，在给诸葛亮立庙的问题上，刘禅也设置了层层障碍。「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言事者只得退而求其次，建议立庙于沔阳，禁止百姓「私祀」，后主才勉强同意。后主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给诸葛亮立庙，说穿了，也是一种报复。

诸葛亮死后，蜀汉再也不设丞相一职，先是以蒋琬为尚书令、大将军，后又以费祎为尚书令、大将军，以蒋琬为大司马，「琬卒，禅乃自摄国事」。同１。刘禅为何废除丞相制?道理很简单，就是决不容许再出现第二个诸葛亮，以免大权旁落。实际上，刘备永安托孤不是一人，而是两人。章武三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三国志》卷四十《李严传》。可见，李严地位相当显赫，执掌著蜀汉的军事大权。按刘备的策划，由诸葛亮主政，李严主军，一文一武，共同辅佐蜀汉政权。然而这只能是刘备的一相情愿，这种政治格局诸葛亮是绝不可能接受的。诸葛亮苦心经营，殚精竭虑谋划的大事，就是要由他一人独揽大权。刘备在世时，诸葛亮对付关羽和法正的「手段」还比较隐蔽，不敢公开化，只能使用「权术」，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就无所顾忌，他打击、排斥李严可谓不遗余力，最后将李严废为庶民，流放梓潼郡。诸葛亮废李严的这段公案，田余庆、尹韵公二位先生均作了详细考论，故笔者不再赘述。

诸葛亮秉政后，蜀汉政权中除李严、廖立、魏延等少数人不服外，绝大多数官员对诸葛亮皆俯首帖耳，不敢违抗，有了刘备若嗣子「不才，君可自取」这把尚方宝剑，不仅诸葛亮自己以「太上皇」自居，且朝中官员亦几乎将诸葛亮视为「皇上」。例如，诸葛亮北伐曹魏前，为解除后顾之忧，必须修复吴蜀二国关系，与东吴重新结盟。为此，诸葛亮特派邓芝出使东吴。下面是孙权与邓芝的一段对话：

「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逼，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芝对曰：「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权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三国志》卷四十五《邓芝传》。

孙权遂断绝与魏的交往，转而与蜀「连和」。以往史家皆称赞邓芝具有杰出的外交才能，为恢复吴蜀联盟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此我并不否认。然而从邓芝这番言辞中，反映出他已不把皇帝刘禅放在眼里。孙权云：「蜀主幼弱」，其实刘禅时年十七岁，并非一个完全不懂事的幼童。汉魏之际，诸侯中年少英雄不少，就以孙吴创业之主孙策而言，他十五岁即随父孙坚起兵讨伐董卓，二十岁转战江东，攻占六郡，从而奠定了孙吴政权的基业。孙策遇刺身亡，孙权继位，亦只有十八岁。邓芝若维护主上的尊严，何不据理而反驳之。面对孙权轻视「蜀主幼弱」，邓芝只字不作回答，却称赞孙权为「命世之英」及「诸葛亮亦一时之杰」，这就把诸葛亮放到了和孙权同等的地位，也就是一国之君的地位。

孙权当然是个聪明绝顶的「雄略之主」，他眼见蜀汉已是诸葛亮「当家」，遂突破两国间对等交往的外交惯例，放下帝王「架子」，直接写信给丞相诸葛亮，表彰邓芝的功绩：「和合二国，唯有邓芝。」《三国志》卷四十五《邓芝传》。事实上，孙权直接与诸葛亮的对话是经常的。如孙权称帝时，在和蜀汉订立的盟誓中对后主刘禅只字不提，而对诸葛亮却歌功颂德，盟约中称颂「诸葛丞相德威远着，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重复结盟，广诚约誓，使东西士民咸共闻知」《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有时，孙权也委托上大将军陆逊写信给诸葛亮。「诸葛亮秉政，与权连和，时事所宜，权辄令(陆)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孙权虽委托陆逊与诸葛亮打交道，但没有彻底放权，因为陆逊是以孙权的名义，写给诸葛亮的书信盖的是皇帝孙权的玉玺。可见，中国古代对君臣间的礼仪制度是何等的重视。相反，诸葛亮却胆大妄为到了连君臣名分都不顾的地步，他「以刘禅未闲于政」为借口，「遂总内外」，《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魏略》。在外交上完全撇开刘禅，而由自己平等地与孙权「对话」。

诸葛亮临终前，在其接班人的问题上也独断专行，根本不同后主商量。而刘禅也不敢擅作主张，居然派尚书李福千里迢迢地从成都赶赴陕西岐山五丈原军中，代表皇帝聆听「相父」的指示。《三国志》卷四十五《杨戏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曰：诸葛亮于武功病笃，后主遣(李)福省事，遂因咨以国家大计。福往具宣圣旨，听亮所言。至别去数日，忽驰思未尽其意，遂却骑驰还见亮，亮谓福曰：「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虽弥日有所不尽，更来一决耳。君所问者，公琰其宜也。」福谢：「前实失不咨请公，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又问其次，亮不答。诸葛亮指定的两个继任者，乃是其亲信蒋琬与费祎。刘禅完全遵从诸葛亮的遗嘱，不敢有丝毫违背。「亮卒，以(蒋)琬为尚书令，俄而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三国志》卷四十四《蒋琬传》。蒋琬死后，后主又以费祎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总理军国政事。

或许有人会认为，诸葛亮指定的是他自己，即丞相职务的继承者，而不是皇位继承人。须知，诸葛亮卒时，刘禅春秋鼎盛，只有二十七岁，诸葛亮当然不可能干预皇帝的立嗣大计。在君主专制的古代社会，任命军政最高长官，一般都是由皇帝决定的，哪容得臣下自作主张。萧何佐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为西汉开国第一功臣，刘邦赏赐其「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殊礼。刘邦死后，「(萧)何事惠帝」，其地位相当于「相父」。史称惠帝「为人仁弱」《汉书》卷九十七上《外戚传》。，但即便如此，萧何亦不敢疏慢君臣之礼。萧何病重，惠帝亲自探视，「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对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参何如?』何顿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汉书》卷三十九《萧何传》。同样身为丞相，同样辅佐幼主，诸葛亮的「跋扈」与萧何的「恭敬」，不是有云泥之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