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融资成高新区发展两大瓶颈

创新与融资成高新区发展两大瓶颈

今年是国家高新区建区20周年，也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我国国家级高新区自1991年3月问世以来，空间由小到大，规模由弱到强，成员由少到多，已成为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引擎，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出了积极贡献。然而，《经济参考报》记者在调研中发现，随着高新区发展不断推进，高新区发展面临两大瓶颈，一方面，高新区“患”了“政策依赖症”，创新力不足，而另一方面，在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上，高新区又存在“政策缺失”。有分析认为，高新区原有的政策优势逐步淡化，其他优势也在减弱，尤其是管理机制上的缺陷日益显现，这从长远看都要求各地高新区寻求更深层次的突破，提升核心竞争力。　　瓶颈之一：“政策依赖”解决不了创新力匮乏　　“土地资源匮乏！”采访中，多位高新区负责人都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表达了当前面临的最大烦恼是发展空间问题。　　“表面上是缺地，实质却是创新能力不强！”武汉理工大学中部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牟仁艳分析认为，我国的高新区大多依靠提供土地和优惠政策来形成企业的空间聚集，由于这种模式并不重视建立企业聚集的内在机制，使得企业植根性偏弱。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地区政策差距缩小，这种空间上的聚集就表现出脆弱性。当某高新区的土地成本、劳动力价格等区位优势及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时，区内一些企业就可能会再向其他政策更优惠的地方流动。这种流动最终导致了各高新区的产业结构乃至形态上的趋同，以及各高新区间恶性竞争。　　中部一个国家级高新区负责人说，国家级高新区规划布局有点像照顾“面子”，但太多太滥反而导致“含金量”有所降低，如有的中部省份出现了国家级高新区在一个狭小地域内4、5个甚至更多扎堆的现象，各种城市圈、城市群无论中心、次中心还是边缘，都能拿到一个，每个地方都不甘落后。虽然各高新区产业实力相差较大，但“名分”相同，政策资源近似，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资源分散，不仅不利于产业集聚效应的产生，还不利于各高新区的产业互补合作与其主导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牟仁艳指出，企业聚集的脆弱性更多是由于高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不高、持续创新能力不强。如果一个创新产品容易达到成熟阶段，尤其是技术水平不高的产品，衰退时间也较传统产业要快。当它达到成熟阶段时，产品利润降低、企业竞争加剧，此时企业要继续获得竞争优势的途径有两个：一是低成本竞争，二是技术升级。显然，采取前者的企业就可能因其他地方更佳的成本优势而转移，而采取第二种策略的企业则可通过不断创新而放弃以成本为基础的地域转移模式。目前，我国高新区的技术创新尤其是持续创新能力不强，一部分高新区以引进国外成熟的高新技术为主。　　瓶颈之二：“政策缺失”造成中小企融资难　　《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现阶段，中小企业融资难是高新区发展中越来越明显的又一瓶颈。湖南湘潭高新区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主任贺树峰等人说，国家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制定后，推进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像银行贷给某大型企业一下就可以给2亿元，如果对中小企业按家500万元贷出，就可以40家受益。但在具体操作中，银行往往因程序成本大大增加而却步，国家应考虑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　　业内人士还指出，对初创型科技企业投资原本应由私人投资者承担，即天使投资。但也正由于初创企业的风险性，大量的私人资本不敢冒其风险，导致投资不足，这便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他们担心，在我国现阶段，不仅仅存在市场失灵，而且还存在市场发育不成熟，两者都需要政府付出努力来解决。　　高新区再发展还需重构优势　　曾任武汉东湖高新区自主创新办主任、现任江夏区副区长卢胜指出，我国拥有产业聚群的高新区只有少数几个，大多数尚未形成相互支援、相互依存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的产业网络。目前，高新区内的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所需的零配件特别是关键性配件多为进口，像今年3月日本发生大地震后，许多企业就因零配件进口受影响而减产或停产。可以说，企业间在业务上的关联并不多，高新技术产业服务的咨询服务也没有跟上，这使得高新区的投资风险始终处于不确定中。　　记者发现，正因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其成功相当大一部分严重依赖政策倾斜和优惠。少数发展到较为高端形态的园区，也在于依赖于各种信息的收集、处理以及快速整合，而非制度带来的灵活、职业的高流动率和讲求合作及重视非正式交流所导致的信息与技术的快速扩散，这显然是高新技术产业成长的区域文化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的关键。　　业内许多专家认为，我国高新区的发展必须要找到合适的突破口。突出的一点，是有限的土地资源一定要用于招高科技项目，所谓变“招商引资”为“招商选资”进而发展到未来的“招才引智”，最后再“转”制。而转变不合理的体制，突破口应是可以循环发展的优势，也就是重构优势。完成这个目标，需要各地通过积极有效的改革和创新，构筑新型行政管理体制，真正形成高新区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一些长期研究高新区发展的专家认为，为高新区再发展重构优势，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把人才当成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第一要素。而当前各地高新区，看起来机构庞大，有的高新区高学历人才云集，似乎“人才过剩”。但实际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特别需要既懂科技又懂经营管理的复合型“经世致用”人才。　　其次，全面完善高新区经济发展环境。随着政策优惠对投资者吸引力的不断减弱，开发区要将工作重点放到改善经济发展环境上来，使企业在当地留得住，见效快。此外，建立务实高效的领导机制，进一步发挥高新区的经济管理职能。　　我国高新产业园区经过20年左右的发展，硬件设施都有质的飞跃。《经济参考报》记者走访中西部与沿海发达地区，各地国家级高新区从“形象”上看没有太大差距。但很多园区和企业都反映，当前中国高新区普遍存在对顶尖人才的紧缺和渴求，面临着“筑好了巢，却还引不来凤”的尴尬。　　“拉关系”、“跑项目”消耗人才精力　　武汉归国创业的博士李霁说，我和一些同学带着技术回国，在一些高新区却遇上了“拉不了关系就跑不了项目”的烦恼。“现在，东湖高新区推行一站式服务，办企业相关程序的效率确实高多了。但这只是起步阶段，一旦到了产品研发阶段，往往是1/3的时间跑课题，1/3的时间跑部门，1/3的时间还要跑市场，哪能集中精力做研发？”　　顶尖人才引不进、留不住，政策因素有很大关系。医学生物物理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程京坦言，10多年科研创新历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不是被技术瓶颈，而是被政策难倒。以医疗行业为例，自主创新产品面临的很多政策问题，已经不是在省和市这一级能协调解决的。研发出来的创新产品，在国家医疗器械物价指导目录上根本没有名字，也无法定价，企业必须到每个城市一家一家说服医院、报物价、提供材料，每个城市都这么跑，个人精力怎么顾得上再搞研发？　　武汉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程斌武认为，对待专业技术人才，不可能要求他们也具有企业家一样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市场运作能力。如果政府能提供一个机构，专门解答并解决引进技术的相关政策问题，特别是市场、融资、财税等方面的问题，企业有了疑惑能在这里找到答案，这就会避免许多项尖人才宝贵的精力和时间被“拉关系”、“跑项目”白白消耗。　　引进人才要有灵活机制　　美籍华人企业家曾宪章是第一批在美国硅谷成功创业的华人，他创立的全友电脑(Microtek)在扫描仪全球市场占有率很高。目前，曾宪章担任天津、成都、扬州等多个城市的科技顾问。曾宪章认为，现在中国不少高新区引进人才只是来一年就走掉，或者只挂个名，这不叫引进人才。经济崛起，你要让人才，特别是跨国大企业的CEO能在你的地盘住下来。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由一批长期从事特种光纤及应用技术研究的海归学者和国内科技人员所创办。这家负责人坦言，引进人才首先要做好夫人的工作。现在高新区许多企业在引进人才方面都面临“高层家人带不来、中层家人不让来”的尴尬，一个城市的整体感觉没有人居吸引力，企业就很难吸引真正稀缺的人才。　　位于湖南湘潭高新区内的崇德公司副总经理曹建奇说，企业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人才瓶颈，专业性人才很难吸引，一些关键技术的人才长期不到位，使预期发展目标受阻。与此同时，企业人力成本持续增加，每年上30%，再加上高新区配套生态环境不够完善，房价上升幅度却在加快，劳资矛盾开始趋增。　　武汉光谷战略研究院院长王建群分析说，当前高新区引进人才要有灵活的机制，不同层次人才用不同的办法。像对有世界影响的产业领军人物，留下来不等于住下来，而是希望他一年中大部分精力是为当地高新区的产业培育和技术研究服务的，要为他提供一流的生活环境和“特别通行证”；对高端人才，即企业CEO、企业研发团队领头人等，这些是具体落实的人，要为他们打造宜居文化；对实用人才，研发和生产方面的工程师为主，要提供生活方便，如廉租房等。　　建立高效而专业的创业平台已是当务之急　　湖南湘潭高新区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主任贺树峰说，相对沿海发达地区的高新区而言，内陆省份高新园最缺的就是综合性技术服务平台。以湘潭高新为例，其主导产业是现代电机与控制，包括风电、矿山装备、工程机械、轨道交通和新能源汽车等，这样的研发平台需要大量公共投入，但在湘潭就很困难。目前，国家对中西部与沿海发达地区的投入还不够均衡。也就是说，许多专利在我这里孵化毕业后，往往到沿海高新区去转化更容易实现。　　管理科学专家、国务院参事冯之浚提出，高新区未来发展要突出一个“转”字，即转制、转轨、转型，也就是要把政府职能中应该还给市场的还给市场，“宽汤下面，活水放鱼”，走一条从制度上吸引人的道路，要在体制保障上作出突破。他建议，国内高新区未来规划要考虑缩小政府的指令，扩大对环境的塑造，不用管得太细，管得太多就容易造成钱权结合，压抑了民间科技力量的活力。优化和创新制度环境、政策环境、生活环境，筑好了“巢”，何愁会引不来“凤”？　　高新区在国家实施新一轮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域战略中，带动作用优势日益突出。如武汉东湖高新区、长沙高新区都已成为武汉城市群和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综合改革试验区的产业支撑。据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分析报告，目前有23家高新区工业增加值占到所在城市工业增加值的30%以上，有16家高新区GDP占所在城市GDP的20%以上。　　一些省市将高新区作为“科技特区”，大胆地进行了行政管理制度、劳动人事制度、社会管理制度等方面改革，充分赋予高新区省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和与之相适应的行政管理职能。许多高新区作为市委、市政府派出机构，行政级别都上升到副地市级以上。　　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各地还不断赋予高新区新的历史使命。如在全国领先的中关村、上海张江、杭州、武汉东湖、成都等高新区，“十一五”期间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园区”目标。2009年以来，中关村、武汉东湖、上海张江又先后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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